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218篇原创首发文章
1978年5与12日，从没出过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团去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等西欧五国考察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
临行前，邓小平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什么都看，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一个多月下来，谷牧说：“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他们回国后写了《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结论是“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这次考察的成果，促进了中央对外开放的决心。
谷牧的报告也提到了改革，“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我们一个省市，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很少主动性，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而且，往往一个问题，跑几个部门，等几个月，还没有结果。”他建议给有条件的地方“放权”“搞活”。
在谷牧大力推动下，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施行，外商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办企业。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笔外资贷款也是谷牧从日本引进的，这笔500亿日元、年利率3%、还款期30年的贷款，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禁区。
中国拥抱世界，世界拥抱中国，弹指四十年。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将近2.1万亿美元。外资企业为中国贡献了10%的城镇就业，20%的财政收入和将近一半的进出口业绩，为提升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
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中国正着力构建更加公平透明的外商投资环境，加速落实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的政策，保护外企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在利用外资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国对外投资也在持续增长，累计达到1.88万亿美元。
9月10日，秦朔朋友圈“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系列沙龙”第三场“外资新出发”在上海成功举行。多位嘉宾分享了精彩观点，特此整理，和大家分享。
上海美国商会总裁季瑞达：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中国市场，所以不会把工厂搬走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9年，到上海当老师，40年来来去去，但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回忆一下，最早时吃饭需要粮票，穿衣服是中山装，上班骑自行车，买东西有时用人民币，有时用外汇券，买东西在国营商店，都是供不应求。我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当老师，看外国的报纸和杂志必须去专门的房间。
上海美国商会有100多年历史，1915年成立，目前有3000个会员，其中1500个企业，目的是帮助美国企业在中国成功。外企对中国是很有贡献的，这是上海的数字——外资企业创造了超过1/4的gdp、超过1/3的税收、2/3左右的外贸进出口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会员企业对中国的看法。我们不久前做了《2018年中国商业报告》。在利润和营收方面，今年受访企业中盈利的比例（76.5%）与去年的调查（76.9%）基本持平，其中“盈利颇丰”的企业比例提高了6%。受访者中，83%的制造业企业实现盈利，略高于零售业企业（81%），服务业企业盈利比例为65%，同比下降7%，有两三个美国律师事务所搬走了。57.7%的受访企业表示其在华营收增速高于其全球市场水平。在细分行业板块中，化工（81%）及制药、医疗器械和生命科学（79%）行业实现了最快增速，25%的受访企业反映其在华业务对公司美国总部利润做出了显著贡献。
在投资方面，61.6%的企业预期将在2018年增加在华投资。今年将中国视为首要投资目的地的企业比例达27%，较去年同比增长3%；有30%的企业将中国视为第二或第三重点投资目的地，37%的企业称中国是其众多投资目的地之一，仅6%的企业表示中国市场在其投资计划中重要性较低。
在挑战方面，今年有六成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的监管环境缺乏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乏力（61.6%）与难以获取经营许可（59.5%）是监管方面最主要的两项难题。成本上涨和本土竞争分别被95.6%和85.7%的企业视为经营方面的最大挑战。对于《网络安全法》，受影响的企业中有41%表示该法影响了他们充分利用其全球数据网络，31%表示为符合法律要求只能搭建本土数据和云服务中心，28%认为该法导致他们更抗拒将全球数据引入中国。
在政策环境方面，一些战略性行业如航空航天以及化工，企业会面临技术转让压力。总体受访者中，21%的企业感受到了压力。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政策表示支持的企业比例仅有8.5%，多达69%的企业表示反对。
特朗普总统最感兴趣的是美国企业把工厂搬回美国，但我们的会员中，大部分公司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目的是满足中国市场，不是用中国作为出口平台。当然不能排除有一部分会离开，主要是成本原因，9%的会员对东南亚有兴趣，7%的会员对美国有兴趣，4%的会员对印度次大陆有兴趣。
蜂至工坊创始人、巴斯夫大中华区原董事长关志华：外资不仅带着硬实力进来，而且推动了可持续发展
我是香港人，从高中起在英国读书。1979年12月31号，我读完硕士，从英国坐英航的飞机回来。我们这班飞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班外国飞机能穿越中国领空回到香港。所以改革开放对我的第一个红利就是节省了好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很开心。当天飞到中国领空时，还开了香槟酒，到广州时特别低飞了一阵，让我们看到内地的土地，我印象非常深刻。
40年前我是外资企业的销售员，参与“广交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始和内地做业务，见证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程。2004年我被巴斯夫公司任命为大中华区域董事长，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但绝大部分化工厂考虑的都是扩产，很少考虑安全、环保的要求。外资在中国这几十年，不仅是带着资金和技术这些硬实力进来，推动了产业的整合和并购，而且花了很大力气帮助内地企业的转型，推动他们的可持续发展。
巴斯夫到中国来的理念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带到最新的市场发展。巴斯夫在上海建立了新材料研发中心，是全球研发中心中的一个。同时，我们遵守并推动国际公认的环境、社会和劳工标准，遵循联合国“全球契约”，推动化工行业的“责任关怀”，在商业行为中恪守《经合组织跨国公司行为准则》，树立行业标准，推动行业进步。
2004年我到上海，我们开始推动环境保护、人权与劳工标准等十项原则。当时说到反腐败，很多人都说你在开玩笑。但我觉得外资公司要有勇气把这样的理念带到中国。巴斯夫遵循所有的国际、行业准则，融合在《员工守则》里，做合法的事，培养商业道德。《员工守则》有一点就是合规，我们要求客户、供应商、员工都要合规。2004年，我们是外资公司中第一家建立合规热线的，由第三方律师事务所帮我们把关，你可以匿名打电话反映问题。
巴斯夫非常关注气候变暖，设立了“首席气候官”，制定环境目标，并全面统计碳平衡状况，包括产品生产和废弃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企业在气候保护领域的长远定位。我们把这些方法和经验与上下游分享和推广。
2006年我们觉得一个很大的风险是化学品运输意外，尤其是交通意外导致爆炸泄露。我们在行业里带动，要求运输企业必须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审计，带动供应链、运输商和服务商都加强责任意识。
展望未来，中国会更加开放，最近巴斯夫和埃克森美孚公司都宣布了在中国建设独资企业的计划，投资额都在100亿美元以上。过去中国也一直在引进外资，通过竞争倒逼自己学习，但方法是比较温和的，因为都是合资。未来，随着外资独资，更多是要通过市场来学习。化工领域开放了，石油、油品呢？汽车行业过去是合资，50%对50%，一直到特斯拉进来，100%独资，现在福特、通用也在谈，都准备在中国投资，未来都是独资。
外资在培养人才方面比较花精力。十多年前，外资公司一起开会，最关注怎样培养当地人才。有人说，你培养的人才两三年就走了，怎么办？好多次讨论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培养，因为不培养的风险，比培养之后有人离开风险更大。所以我们继续培养人，哪怕有些流动，也是对行业的一种贡献。
卡瓦集团亚太区总裁张轶昊：未来国企、民企、外企只有一个名字，就是中国企业
我1990年代初去美国读大学、研究生，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工作过三家公司，第一个是汽车公司，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配件独立制造商；之后去过宝洁，后来在卡瓦公司。卡瓦是德国品牌。
过去二十几年我全在外企，我觉得过去的18-20个月，外资在中国的精英有一种焦虑。你在外企工作十年、二十年爬到中层、高层，突然有一天公司裁员怎么办？不少外企精英去了，对“996”（9点上班9点下班，一周六天）的生活也不适应。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根据2018年6月的一项调查，大学生的择业选择，外企排到最后。
从外企角度，我们的新发展在哪儿？未来在哪儿？我们在中国还能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必须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是本土化。1996年我在汽车行业，当时的ceo认为在中国最大的挑战是本土化，所以在上海、济南做合资企业来解决这个问题。2002我加入宝洁，跟当时的ceo一起吃饭，问宝洁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本土化。现在卡瓦是全世界最大的口腔牙科的医疗器械制造之一，我问我们ceo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还是本土化。二三十年后还是没有变。但本土化的定义发生了变化。最开始是建立研发中心、工厂、销售与市场，接下来是并购等。现在可能本土化最大的挑战是组织架构的本土化、人才的本土化。要看看跨国公司最高层的管理者中，有多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第二个方面是组织架构和人。很多外企在中国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了，但决定权基本上还是留在总部，不管是投资什么企业，研发什么产品。如果继续这样，和中国企业比起来，我们适应市场的能力和服务客户的能力差的太多。所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当中国市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外企总部会不会改变思路，让在中国的外企像一个独立运作的公司那样来做。当然，还有一个挑战，中国团队的能力有没有上升到这一步，可以让总部信任他们能做好？我觉得这是未来，一个好的外企和不好的外企的最大区别。
还有人的培养问题，外企已经帮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中国最出名的商业领袖是马云、马化腾，但这样的创始人很少，运营一家公司的99.99%的人都是职业经理人。我觉得，外企能够在下一个阶段帮助中国继续培养优秀的、与国际接轨的职业经理人。
第三个方面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愿景。卡瓦在中国是把三四家公司整合到一起，我们发现，大部分国际公司在中国的愿景就是把总部愿景翻译成中文，可是中国优秀的企业都有自己独立的愿景，愿景基本都是为了中国市场和中国客户来服务。我们想，成功的外资企业必须要有一个立足于中国、为了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服务的愿景。最后我们创造一个愿景，让中国每一个人不再为口腔困扰。我们的目的就是服务中国，真正从愿景到战略，再到计划，然后到文化融入中国。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也希望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我觉得有一天，外企和国企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外企和民企界限也会越来越模糊，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个名字，就是中国企业，为中国市场服务。
欧莱雅中国首席消费官卫吉峰：中国正处在“美的新黄金时代”
在欧莱雅，相较于全球的个位数增长，中国区一直保持两位数强势增长，中国正处在“美的新黄金时代”。我们注意到，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开始转变为对品质的追求。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从实用性消费转变为享受型消费（如美妆产品），且更倾向于高端化、个性化、小众化和具备服务溢价的品牌和产品。
中国美妆消费的机会，一是受益于新兴消费人群及全新消费观的出现，二是全新的消费观催生了全新的产品。95/00后的新人类，他们拒绝标签，表现欲爆棚，渴望表达自我，展示自我，有自己专属的语言风格，希望品牌遵照他们的规则与其沟通，他们中也有“举债”追求高端生活方式的“新贫族”，他们具有广阔国际化视野，也是民族自豪感爆棚的一代。
同时，中国出生于六七十年代、即将步入退休年龄的“新银族”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较上一代收入更高，生活方式和观念更加与时俱进，他们是黄金消费族群，更愿意在个人护理和服饰上投入更多。
欧莱雅看到了中国的这些战略性机遇，采用“五力模型”的结构保障高速发展。一是令人向往的品牌和产品；二是卓越创新，比如再生医学使用干细胞技术和产品来恢复皮肤和头发的再生；三是创意新营销，借助全渠道直击目标消费者，培育超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