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为推动脱贫攻坚工作更加有效开展进一步完善了顶层设计、强化了政策措施、加强了统筹协调。
“可以说，当前的脱贫攻坚工作，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消灭绝对贫困的现象。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伟大壮举。”国务院参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接受《中国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离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还有两年的时间，任务非常艰巨。我们常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未来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要脱贫。扶贫越到后面任务就越艰巨，尤其是在深度贫困地区，一定要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去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汤敏说，2020年完成消灭绝对贫困的目标以后，怎样巩固脱贫的成果，尽可能减少和杜绝返贫现象，进一步增强脱贫人口的内生动力，需要实施更有力的措施。
“空前绝后”的精准扶贫
△ 2 月1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看望慰问全村群众。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曾表示：中国的扶贫解决了8亿人口的贫困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从40%降到目前的不到10%，中国做出了绝大部分贡献。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了70%。
汤敏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推动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现在意义上的扶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实施的。在过去的40年里，扶贫标准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扶贫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到现在的“精准扶贫”。
“我国目前实行的精准扶贫方式是空前绝后的。在全国范围内，把每一个贫困户都找出来，建档立卡，一户一策，在世界上恐怕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过，所以是‘空前的’。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中国就消除绝对贫困了，吃不饱、穿不暖的这种贫困应该就不存在了，未来我们更多的是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所以说是‘绝后’了。精准扶贫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汤敏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5年来，我国创造了脱贫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国务院扶贫办前不久发布消息，2017年申请脱贫摘帽的中西部20个省区市125个贫困县中，40个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截至目前，我国已有68个贫困县实现了脱贫摘帽。
“扶贫越到后面任务就越艰巨。”汤敏向《中国报道》记者介绍，脱贫攻坚要啃几块硬骨头。第一块硬骨头是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四省藏区、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和云南怒江州）的脱贫，这是目前中国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地区。目前这里的贫困发生率，也就是贫困人口占当地人口的比例还在20%以上。第二块硬骨头就是扶贫移民搬迁。我们一共要搬迁1000万人，现在还有400多万人的任务，是近3个三峡移民的规模。
“此外，还有因病因残致贫的人口和内生动力不足‘因懒致贫’的人口。现在剩下的3000万贫困人口里有一半左右是因病或因残疾致贫的，传统的产业扶贫模式对这些因病致贫的人群并不合适。‘因懒致贫’的比例虽然小，但这个问题非常难处理，这也是块硬骨头。”汤敏说。
如何打“好”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好脱贫攻坚战。什么叫作‘好’呢？第一，要有一个稳定的扶贫长效机制，短期内让贫困户脱贫相对容易，保证长期稳定的脱贫、不返贫挑战很大。另一个‘好’，就是让贫困户有获得感，要满足贫困人口的真实需要。”汤敏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他进一步解释说，打好脱贫攻坚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突出“精准”二字。在过去几年里，“精准”体现在精准识别上，建档立卡，精准施策。在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精准”首先要体现在坚持现行的扶贫标准，不能拔高也不能降低。“在全社会的关注下，应该说降低扶贫标准的可能性不大，但拔高标准的现象是存在的。一些地方把标准拔高，一方面使财政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另一方面还有称之为‘悬崖效应’，那些没有被定为贫困户的边缘户，精准扶贫的所有优惠政策与资源他们都享受不到。如果把脱贫的标准拔得太高，悬崖效应会越来越严重，引起新的社会不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打好脱贫攻坚战，中办、国办出台了13个配套文件，中央和国家机关出台了230多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各地也相继出台和完善相应的脱贫攻坚系列配套措施。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逐级立下军令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
2013—2017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2822亿元，年均增长22.7%；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1825亿元，年均增长26.9%。资金、政策等制度供给持续发力，推进扶贫资金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到县比例从2014年的70%提高到2017年的95%。
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脱贫工作务实推进，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汤敏提出三方面建议：
一是要精准施策。使扶贫措施与贫困现状密切对应，以绣花的功夫落实脱贫举措。党政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既要帮物质，更要帮精神；既要帮眼前，更要帮长远。其中，各地行之有效的扶贫政策、产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小额信贷扶贫以及低保兜底等要落实好；还要坚持稳定脱贫，阻断返贫的“退路”，把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提高脱贫质量摆上重要位置。
二是要精准退出。很多地方今明两年要脱贫验收了，这也是一场硬仗。要坚持动真碰硬考核，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应该按照“脱贫即出、返贫纳入”的原则，完善贫困人口进入与退出动态管理机制，特别是要杜绝“大跃进”“数字化”脱贫，把督查巡查、暗访检查作为常态，真正把脱贫攻坚抓出成效。
三是扶贫也要创新。如何解决最后这3000多万最困难的贫困人口问题，需要攻坚，更需要创新，例如发展消费扶贫、创新教育方式等等。
发挥企业在扶贫中的优势
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凝聚强大合力，调动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联动。在扶贫开发工作中，企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央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15年以来，中央企业结对帮扶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46个，约占国家级贫困县总数的42%。
截至今年7月，央企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吸引了所有央企参与，资金规模达154亿元，基金投资范围覆盖全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在“三区三州”已投资14.4亿元，预计可带动1.2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企业大规模参与到脱贫扶贫工作中，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方式，也只有中国能这样把企业动员起来。”汤敏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不仅央企，也包括很多民企，“万企帮万村”，全社会动员起来，来解决贫困问题。“应该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企业在扶贫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扶贫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尤其对央企、国企来说，还是新时期的一项政治重任。”
汤敏认为，企业扶贫有其特殊的优势，“因为企业本身比较注重效率，而且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同时还有很多资源。企业扶贫能起到政府直接往里‘砸钱’起不到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有些企业扶贫就是‘给钱’，创新不够，其实企业扶贫需要的不仅是钱，更重要是要有创新。”汤敏说。
“企业扶贫一定要注重集合影响力。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去单打独斗，贫困的问题都是综合性的，需要多方位作为。一个企业再厉害，资源还是有限的，怎么样把大家的优势整合起来？我觉得甚至企业可以发动社会扶贫机构，把社会力量整合起来，把各方面统筹起来，这样的话，在未来的两年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汤敏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此外，汤敏表示，企业还担负着长期的任务，“不是说2020年以后就不用扶贫了，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还有相对贫困问题，当然那时候扶贫的方式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但是作为央企、国企，作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都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都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化发展的理念，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更和谐，企业也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环境。”他说。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我们在完成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脱贫任务以后，不管如何规定相对贫困的标准，相对贫困都比绝对贫困更难解决，政府与社会更需要全方位地在政策、财政投入、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上进行干预。”汤敏表示，虽然相对贫困难以消灭，但可以减少相对贫困的“度”，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减少基尼系数，让贫富差距不再继续扩大，最好还能缩小。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有多难。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近几十年来，相对贫困还在不断地扩大，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争事实。”汤敏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解决相对贫困的另一条出路是让社会阶层流动起来，不要让贫困家庭的人一直贫困，要进一步解决贫困代际相传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要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供公平的教育。让贫困人群的下一代能够与其他人群的孩子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汤敏说，到2020年，这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得到基础教育，即“有学上”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解决。教育公平，就应该是在“上好学”方面的公平，贫困地区及贫困家庭的孩子得到的教育质量要公平。
汤敏从自身实践方面举了一个例子，2010年他加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参与了教育扶贫工作。“从经济学者的角度看教育，我的关注点在于如何用较低的成本来提高贫困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我们跟北京人大附中的刘彭芝校长合作，一起设计了一个‘双师教学’项目。所谓双师，指的是课堂教学由两位老师共同完成。一位是在远端的城市优秀教师，一位是当地的乡村现场教师，每节课用互联网由两位老师配合执教。”汤敏介绍说，对这一项目3年的追踪评估显示，初中进校时实验班和控制对比班的考试成绩几乎完全一样，3年后的中考成绩实验班比控制班平均高出了20分，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参与试验的乡村老师在教学方法提升上也有很大获益。
“教育一旦落伍，影响是几十年的，教育扶贫要作为重要切入点。甚至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一系列新科技新技术面前，贫困人群也往往是最后受益人。中国要能够用先进的手段、用科技手段来化解这个问题。”汤敏说。
采写：《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责编：张岩
原文刊发于《中国报道》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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